​中国摇滚乐,过了二十年,无人来相会!
2012年12月06日

80年代,那是一个追求富裕的世风尚还微弱,世俗的洪流一时还没有汹涌起来的短暂时光。但是,音乐的发展却不能严格按照年代为分界,就像艺术的变化不会随着政治时期的改变而变化。年代的转换决定不了艺术,事情也许早就发生了,也许还没有发生。所以对于八十年代的音乐,我更愿意从1978年开始说起。

流行音乐的解冻之春

那时候到处是高音喇叭,那时候没有电视、没有磁带、没有录音机。喇叭声从工厂、机关、学校、部队大院的围墙里传来,强大,嘹亮。这是很久很久以前,这是1978年。

1978年,或稍早,那个总是传出决议、社论、讣告、样板戏、毛主席颂歌的大喇叭里,有一天传出了《洪湖水,浪打浪》,传出了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,传出了《刘三姐》,它们一天一天在喇叭中重复着,百唱不厌。大人们说,这是些解禁了的歌曲。

大陆的新时代就从解禁开始了。那些因为政治斗争,因为不够革命,或者仅仅因为歌唱了爱情的歌曲,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。成年人克服了戏曲方言的障碍,一遍遍去观赏越剧《红楼梦》、黄梅戏《天仙配》,一遍遍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运痛哭流涕,黑暗中他们的眼泪浸湿了一张张手绢,浸湿了城市中一家家电影院。就在这种哭泣声中,爱情的知觉,久违了的俗世的情感,不再被视作可耻的东西了。

德国音乐学家R.弗兰德和H.劳厄说: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无形的一种,它帮助我们摆脱尘世的和物质的现实,进入特有的精神世界。这无形的艺术,在七十年代让中国人体验的感觉是:“高强硬响”就是革命,优美抒情就是庸俗反动。坚冰之深,已成为集体的无意识。八十年代的抒情之风,正是从这深不可测的坚冰下破土而出。

突然间,台湾校园歌曲流行了。《乡间的小路》、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、《踏浪》、《踏着夕阳归去》,它们被“中间腔”广为翻唱,非政治的内容既满足了人们潜在的人性需求,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,又与正统价值无伤。

1982年,罗大佑以摇滚曲风横空出世,宣布台湾校园民歌的终结。校园民歌那种不反映政治,不关心社会的作风,被罗大佑斥之为“风花雪月”。与此同时,太阳镜、喇叭裤、三洋立体声手提录音机、红棉吉他、霹雳舞、迪斯科、茶座、歌舞厅开始流行。在这样的时代场景中,翻唱风行,因为海外音像制品不能引进大陆;走穴风行,因为计划经济时代演出市场尚未发育形成,国家演员只好跑单帮干私活从事个体娱乐经济。张海波、周峰、张行、张蔷、吴涤清、何耀伟、刘欢、田震、毛阿敏、那英、王菲、杭天琪、屠洪刚、景岗山、朱桦、孙国庆、含笑……各种新星不知从哪冒出来的,一下冒出来这么多,都唱港台歌,缺少原创但是影响极大。

1985年,美国四十五位歌星为非洲灾民义演,联唱《天下一家》(We Are the World);第二年,台湾六十位歌星联唱《明天会更好》。开放的中国,有一种走向世界的冲动。北京一位磁带编辑说,他们能做六十名,我们能做一百名,献给世界和平年!

一百名歌星,说聚就聚,还有很多没参加的,想想看,中国的歌星有多少吧。《让世界充满爱》就此诞生,一百名歌星穿上整齐划一的演出服,一方面亮出不同的声音,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齐唱。中国人,甭管男女老少,都接受了,都激动了。这是一个转折。1986年,因为一首大歌,老人们不再尽觉得流行歌“痞”,文化界不再对流行歌围剿扫荡。1986年,流行音乐获得官方折衷式的称谓——通俗歌曲,等于发给了它准生证。

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听台湾歌,邓丽君、张帝、刘文正只能在“地下”流行的时代,至此寿终正寝。时代开始加速度了。

摇滚乐的黄金时代

我至今依然认为,1986年5月9日在北京工体发出呐喊的《一无所有》,就是一首普通爱情歌曲,没有什么深意。但它被各类人等层层涂抹、夸大其辞,也有一个时期一部分普通人的强烈生活感受,总之它有了极其意外的社会反应,阐释超过了本文,而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。它被作为一个象征,一种称谓。“一无所有”四字,被作为对一个时代“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困境”的命名,而成为一个“伟大时代”的开始。

崔健当年的出现无疑是轰动性的,此后轰动性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,对比十年之后一直到今天的集体冷淡,轰动性恰恰是80年代的一种属性,80年代的人物和公众都暗含有这种属性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94年,在此期间出现的“唐朝”、“黑豹”、张楚、窦唯、何勇、郑钧等等,无一不获得轰动性的反应。

20年前,汇聚着无数人热切的目光,中国摇滚乐是一颗希望的种子,寄托着勇敢、良知、理想、自由、社会正义、文化期待。在那个几乎是各类新事物的爆发和井喷期,几乎别无选择地,中国摇滚成为反抗的摇滚。与启蒙时代的主旨相一致,这是一场压抑对反压抑、蒙蔽对反蒙蔽、束缚对反束缚之争。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呐喊,中国摇滚是一种呐喊式摇滚。崔健当时有一句名言:也许我并不知道我要什么,但我知道我要反对什么。

在八十年代,中国摇滚乐是被作为公共政治话语、社会情绪反映这样的期待,而被热爱真理、热心现实的人们关注、流连。当年被怀以这样期待的对象,同时也落在文学、哲学、政治学等诸多事物上。那是思想、精神追求、文化使命被热烈重视的年代。而如今,认真思考、感受的人变得日益稀微,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丧失了热诚。顽强剩下的少数派,几乎是必然地走向了主观和个人主义。

20年后,摇滚乐没有获得约定中的思想的丰收,但是却获得了约定之外的美学的丰收。而放眼整个华人音乐界,整整20年间流行音乐的收获,基本上来源于摇滚乐和摇滚乐的诸多变形物。1999年之后,摇滚乐的说话功能开始部分地恢复,最突出的表征还是崔健。所遗憾的是,所有观众已提前退场,一个时代在精彩纷呈处告别谢幕,但是无处话别,无人热语相送。


 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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